孫瑞灼

        山東諸城率先撤銷全部行政村，小村莊合并成大的農村社區(qū)，引導農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專家認為純農區(qū)不適合搞集中居住，不應強制農民“被城市化”。（8月26日《廣州日報》）

        從表面上看，農民住上新房、成了居民，過上了幸福生活?？墒聦嵣?，他們的宅基地沒了，新房沒有產權，農具、手扶拖拉機、糧食和牲畜無處可放了，集中居住地和承包地離得遠了，務農不方便了。雖然這對農民們來說是福禍難料，但從社會長遠發(fā)展的角度看，這種強制農民“城市化”有揠苗助長之嫌，值得商榷。

        事實上，這些“撤村改社區(qū)”舉動都是在城鎮(zhèn)建設用地緊缺的情勢下出現的。按照國土資源部出臺的“城鄉(xiāng)建設用地掛鉤制度”，地方政府新增城鎮(zhèn)建設用地不得超過農村退出的宅基用地面積。如果農村不能退出宅基地，也就意味著城鎮(zhèn)不能新增建設用地，地方非農產業(yè)（包括房地產業(yè)）發(fā)展就要受到土地制約，同時地方政府也不能通過土地征用和土地出讓的價格差額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在此規(guī)定的逼迫下，地方政府不得已只能借新農村建設的名義，強制減少農村宅基地面積，以增加城鎮(zhèn)建設用地面積。顯然，“村改居”的目的并非那么單純，除了擺在桌面上的新農村建設和推進農民城市化，更多的恐怕是在圖謀農民手中的土地。那些農民退出的宅基地，經過地方政府之手倒賣獲得的收益，要遠遠高于為農民建設新房所需的成本，這或許才是一些地方政府如此熱衷于讓農民進城或聚居的原因。

        近年來，一些地方紛紛通過鼓勵農民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來換取市民身份，或以宅基地換新房，或“撤村改社區(qū)”等方式推進農民城市化。從表面上看，這些舉措讓農村面貌發(fā)生了很大改變，但事實上問題不少、隱患很多。農村和城市的差距不僅僅在地域上，農民和城里人的距離也不僅僅在稱呼和身份上。他們之間的差距更多體現在從小所受的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素質、機遇等方面的差距上。農民進城容易，實現“城里人”身份的轉變也容易，但農民在城市里的生存將遇到嚴重的困難。農民受教育有限，由于學歷、技能、年齡等方面的限制，進城后找不到工作咋辦？沒有工作的農民如何生存？如果不解決好這些問題，就貿然強制農民城市化，無疑是對農民和社會的不負責。

        讓更多農民融入城市、到城市發(fā)展、成為城市人，從而加快社會的城鎮(zhèn)化進程，這是我國社會發(fā)展的方向。但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必須遵循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根據經濟發(fā)展狀況循序漸進，而不能急功近利。這種揠苗助長的行為不僅會給城市造成極大的就業(yè)、保障等方面的壓力，也不利于新農村建設，更不利于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fā)展。讓農民離開農村、放棄土地，就必須對失地農民今后的生活負責，就必須為他們鋪平一條相對平坦的道路。否則，將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問題。我們要吸引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居住和生活，就應尊重農民意愿，而不是以村改居的方式強制農民“被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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