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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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剛剛，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會晤。這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tǒng)以來，美俄兩國總統(tǒng)首次舉行正式會晤。赫爾辛基，這座歐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被“特普會”烙上國際事務的重要標簽。

芬蘭，由于“社交恐懼”氣質在中國成為“網紅”，其首都赫爾辛基卻著實是一個“社交動物”——自1917年，芬蘭從沙俄獨立開始，赫爾辛基就沒有停止過舉辦國際會議的嘗試，1975年美蘇會晤成為其在國際舞臺的“首秀”。而由于芬蘭的特殊中立地位，不僅使“芬蘭化”（Finlandization）成為形容小國與相鄰大國外交的專有詞匯，赫爾辛基亦成為東西方之間交流的重要紐帶。

現(xiàn)如今，隨著經濟不斷發(fā)展、文創(chuàng)產業(yè)全球知名，赫爾辛基希望擴大連接國際的作用。

“作為一座小型城市，我們有許多優(yōu)勢，但仍然面臨知名度問題。這（‘普特會’）將是一個巨大的機會。”赫爾辛基市長萬·帕沃里(Jan Vapaavuori)說。

冷戰(zhàn)時期的談判場所

歷史總是在循環(huán)中向前推進。

20世紀60年代中期，“緩和”開始成為冷戰(zhàn)下美蘇兩方的共同主題，有關如何維持現(xiàn)狀的討論需要被提上日程。1969年5月，芬蘭政府向歐洲國家與美加等國發(fā)送備忘錄，表明赫爾辛基可以作為談判場所。

此時，芬蘭獨立剛滿50年。

1939年，芬蘭獲得了嚴格中立的國際地位，這種特殊的中立地位不僅成為小國與相鄰大國交往的典范，也為美蘇會談提供了最佳場所之一。

1972年，35國代表齊聚赫爾辛基，“赫爾辛基進程”開啟。談判歷時3年，并簽訂“赫爾辛基協(xié)定”。與當時的許多國際協(xié)議類似，該協(xié)定并不具約束力。到現(xiàn)在為止，赫爾辛基進程是否結束仍沒有定論。

但此次會議對冷戰(zhàn)進程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以35國為基礎商議國際事務的框架，成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前身。

此外，赫爾辛基則顯示出成為東西交流中心的可能性。1988年，美國總統(tǒng)里根在前往莫斯科中途在赫爾辛基停留。芬蘭前外交官Pertti Torstila指出，事實上，芬蘭通常成為美國領導人出訪莫斯科時做短暫休息的場所。

在蘇聯(lián)解體的前一年（1990年），美國總統(tǒng)布什與蘇聯(lián)總統(tǒng)戈爾巴喬夫再次選擇赫爾辛基舉行會談，會議核心議題是海灣戰(zhàn)爭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問題。美蘇就地區(qū)問題進行對話——美國希望聯(lián)合蘇聯(lián)制裁伊拉克，并在更多議題整合雙方力量。

突破“平衡”角色限制

但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赫爾辛基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性似乎正變得不再突出。

1997年，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與俄羅斯總統(tǒng)葉利欽“賞光”赫爾辛基，談論的議題是匈牙利、波蘭、捷克三個東歐國家加入北約的申請。后冷戰(zhàn)話題使赫爾辛基的中選顯得合情合理，但此次會晤并未留下任何實質性成果——美俄兩國最終以承認彼此對北約東擴未達成一致。

事實上，盡管時間已步入后冷戰(zhàn)時期，赫爾辛基在全球事務中的作用與東西方之間的關系仍密不可分。一個例子是，自2013年，歐安組織就提出將擴大“赫爾辛基進程”，搭建范圍更大的“赫爾辛基+40”交流平臺。在此框架下，更多靠近東邊的國家將被納入歐洲安全交流體系當中。

除此之外，在此次“普特會”之前一年時間內，美俄副外長級會談和美俄最高軍事指揮官會談都在芬蘭舉行。后者更讓赫爾辛基承辦國際會議的安保實力為外界所關注。

但赫爾辛基顯然不能滿足于此。在包括諾基亞公司在內的大量資源推動下，赫爾辛基經濟實力不斷提升，特別是在創(chuàng)新領域，不僅孵化出“憤怒的小鳥”制作方Rovio等全球知名的文創(chuàng)企業(yè)，在VR、AR等前沿領域，亦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

市長萬·帕沃里更關注的是赫爾辛基城市建設方面取得的成績。例如，其已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全球創(chuàng)意城市網絡，被成為世界設計之城，2014年，《經濟學人》智庫將其列為歐洲第二、全球第九最宜居城市。他希望，赫爾辛基能夠在此基礎上，打破作為東西方橋梁的固有思維，在更多國際領域展露拳腳。

“但知名度是赫爾辛基的問題所在。”他說，“我們的挑戰(zhàn)之一是，瑞典、丹麥的首都與赫爾辛基實力相當，但他們有名太多。”

而在他看來，“普特會”或許可以帶來新的開始。赫爾辛基將此次前來的2000名記者當做一個重要的對外交流的窗口，芬蘭外交部與赫爾辛基市長辦公室集中力量在赫爾辛基主城區(qū)打造媒體中心，他們希望這能是“全球最幸福的媒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