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龍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xiāng)在遠方。”當歌手韓紅清澈的聲音從我的手機上響起時，我在廣州地鐵上，正準備去逛迎春花市。那是大年初三的上午，地鐵上人影寥寥，幾個小朋友在地板上打起滾來。

這在平時是不可想象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如果你能有落腳之處，就要在心里感謝佛祖七十二遍了，你根本不用握住扶手，你需要做的是盡一切可能擠進來。

這一切煩惱，在春節(jié)前后的一周里蕩然無存。一個聲音在微信群里高叫著：約嗎？她是廣州本地的朋友。她說，在廣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只有春節(jié)前后才有心情約朋友們聚聚。

珠三角其他城市，諸如深圳、東莞、中山等地，據說幾乎都成了空城。路不堵了，吃飯不用排隊了，地鐵也不擠了，因為務工人員都紛紛回家過年了。

有回憶的地方 就有鄉(xiāng)愁

這些在珠三角謀生的人們來自全國各地，也包括我的老家東北。我的一個舅舅是個瓦匠，雖然沒有蹬萍渡水、走谷粘棉的本領，但在房頂上如履平地。

雖然年近五十，但每次過年回家，他都嗟嘆英雄少用武之地，理由是他不事稼穡，僅靠一門瓦匠手藝過活，而在東北，一年中只能干多半年的活兒，因為冬天土都凍上了，挖不動，沒法打地基。

為此，他不止一次想“賄賂”我，以便可以在冬天來廣州干活，理由是：我好歹是他的外甥，總不會在他找不到活計的時候眼睜睜看他餓死。

在老家吉林的農村，雖然地廣人稀，人均耕地面積較多，但近年來很多地方相繼成立了合作社，大機械化生產呼嘯而來，越來越多的人正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媽媽告訴我，現在種地可輕松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只要花點錢就有人幫你種，有人幫你收。如果把地包給合作社，一年到頭什么都不用管，年底等著收錢就行了。

土地不再需要那么多人，那這些人去哪里呢？絕大多數人選擇外出務工，到外面去討生活，我只是其中一個。

記得剛畢業(yè)那會，日子過得無比窮苦，于是和當時所在報社領導商量，如果我沒飯吃了，就到十字路口和民工站在一起，舉個牌子，他們寫的是瓦匠、木匠，我寫的是記者。這個想法遭到無情拒絕，領導說，寫記者太丟人了，我可以上書“寫稿”二字。

這當然是玩笑話，但在外面討生活的，家鄉(xiāng)雖然很難回去了，可無論是大學生還是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在春節(jié)隆隆的鞭炮聲中，總能勾起些鄉(xiāng)愁。

事實上，鄉(xiāng)愁于我，并不是一個地域的概念，而是“人”的概念。汶川地震后，最令我感動的場景是，一位父親在歷盡艱險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后，他緊緊地摟著說，孩子，我們又有家了。是的，父母在哪里，親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故鄉(xiāng)就在哪里，鄉(xiāng)愁也就在哪里。

那些我待過的地方，南昌、寧波、東莞、佛山、廣州，都有我的鄉(xiāng)愁，這些地方有我的足跡，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朋友們。沒有回憶的地方，又哪來的鄉(xiāng)愁？

面對割裂 大家都迷茫

那天，一位公司董秘在朋友圈曬出故鄉(xiāng)的土地和小河，說那里留下了他小時候放牛的痕跡，我說我沒放過牛，我放過兔子，他說我吹牛。

我小時候真的在草甸子上放過兔子，自家養(yǎng)的，雖然后來我拿它換了葡萄吃，但必須承認它特別溫順，絕不會趁我躺在草叢中45度視角仰望天空胡思亂想的時候偷偷溜走。

只是后來，那片草地被養(yǎng)雞場取代，不遠處的小樹林被伐光，采蘑菇的地方也越來越少了。記憶中的地方越來越少，兒時記憶里的故鄉(xiāng)正變得面目全非。

說不定我會變成一個廣東人，然后在三十年后回首，廣州也變得面目全非。事實上，廣州早就面目全非了，只是我沒什么概念而已。

那日，一個廣州本地的朋友拿著本手繪地圖對我感慨，很多老廣州的建筑、習俗等都消失了，面對日益現代化的家鄉(xiāng)，她感到很迷茫。一邊是現代，一邊是傳統(tǒng)；一面飛速前進，一面拼命拉扯。這種割裂的感覺，誰能不迷茫？

這是我這些年來第一次不回家過年，感謝騰訊和小馬哥，讓我在搶紅包的快樂中忘記了孤單，雖然搶的還沒發(fā)的多。

大年三十的夜里，躺在床上看著入不敷出的紅包赤字，想著故鄉(xiāng)的雪、媽媽的笑容、爸爸點燃二踢腳后緊走幾步躲開的身影，還有豬肉燉粉條的香味兒和一張張喝完60度高粱酒后紅撲撲的臉，也想起那日在成都開完部門年會后回廣州，飛機降落那一剎那的情景，終于理解了李海鵬那本書《大地，孤獨閃光》的含義。

那時，舷窗外，大地上，映入眼簾的是萬家燈火，有道路上緩慢流淌的車燈、地標上閃閃發(fā)光的彩燈、商鋪里充滿喧囂的靚燈、路兩邊孤獨矗立的街燈、更多的是普通人家廚房客廳里微弱的生活之燈。那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把自己的希望和鄉(xiāng)愁、歡笑和淚水都放在燈火中，它們在這片土地上，孤獨地閃著光。